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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離破碎的團結:戰後台灣煉油廠與糖廠的勞工





支離破碎的團結:戰後台灣煉油廠與糖廠的勞工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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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支離破碎的團結:戰後台灣煉油廠與糖廠的勞工》



      台灣到底有沒有貨真價實的勞工運動?台灣的勞工是否存在階級意識?



      2016年6月24日,華航空服員為爭取合理的勞動條件發動罷工,結果資方徹底讓步;7月19日,因反對政府不願落實真正的週休二日,勞工團體發動絕食抗議,各大媒體工會史無前例發動串聯......接連兩起勞工抗爭事件引發社會關注,我們彷彿看到台灣勞工意識的覺醒,勞工們終於站出來,討回自己應有的權益。



      然而,情況真的是如此嗎?



      2014年太陽花運動,反對的是未來可能衝擊六百多萬服務業勞工的服貿協定,但全國性工會卻在這場重大的抗爭中缺席了;占領立法院民眾的訴求有捍衛民主、堅持程序正義、反對中國併吞、反對自由貿易......為什麼鮮少聽到來自基層勞動者的聲音?為什麼太陽花運動不是一場勞工運動?



      或者,我們該問的是:台灣的勞工是否具有團結一致的「階級意識」?勞工的抵抗除了英雄般的勇武抗爭,是否還有其他的形式?的確,比起階級認同,台灣的勞工更加在意族群、黨派等其他身分,汲汲營營地追求與這些身分相關的利益。不過這不表示他們沒有意識到自己面對的壓迫情境。在漫長的歷史中,台灣的勞工只是通常選擇以較隱蔽的抵抗方式,設法改善自己的處境。



      本書的主角是煉油廠與糖廠的勞工,書中記錄了他們超過半世紀的發展軌跡。中油跟台糖是兩個非常特殊的案例,在日治時期分別是帝國海軍與私人財閥所掌控,卻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一夕成為國營企業,也意外成為國民黨佈署黨工和情治人員的重點單位;在原本的勞資關係之外,工廠內部儼然呈現黨國體制縮影,以及複雜的族群政治關係,勞工們因而採取各式各樣的抵抗策略,從激進的革命起義,到「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行禮如儀、瑣碎協商。另一方面,工廠外在這段時期則經歷了反共、美援、經濟結構的變革、政治上的民主化、社會運動的興起與轉型,這些重要的歷史階段也對勞工的抵抗和日常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國營事業勞工就是在這些形形色色的抵抗方式中,展現出自身的能動性,進而創造自己的歷史。

      粉水晶手鍊功效

      一部關於國營事業勞工的歷史考察當然不能宣稱涵蓋其他類型的勞工,但透過他們的故事,一方面呈現台灣勞工抗爭史的縮影;另一方面,也藉由深入考察本土的經驗個案,提出更具包容性的「勞工階級形構」理論。



      台灣勞工向來給人安份認命的印象,「愛拚才會贏」、「黑手變頭家」是傳統台灣勞工的典型,彷彿勞工們並沒有意識到、也不在乎自己的權利;甚至還因此間接縱容了統治者、資本家的剝削。本書以社會學角度,重新認識台灣國營事業勞工,以及他們是如何在一種被稱為「支離破碎的團結」情境下,形成自己的階級意識。















        名人推薦



        本書如實闡明了台灣的某些特殊性,以及其所遭逢的一連串內外交錯之壓迫。這段勞工階級「抵抗」歷史的價值,在於清楚說明了台灣勞工階級的形成、裂解與分期,並將其與其他國家勞工階級相互參照。同時,本書也透過煉油廠勞工與糖廠勞工細膩的比較,指認出台灣勞工階級內在的異質性。──布洛威(Michael Burawoy),台灣國立清華大學榮譽特聘教授



        透過兩個國營事業的個案,何明修精彩的研究提供了充滿洞見的分析,以理解台灣勞工階級的形構。他採用歷史制度論的架構,將重點放在外省人/本省人的族群分歧、國民黨的黨員身分、內部勞動市場,以及工會等因素如何形塑了階級形構,其關於日常抵抗的若干章節格外具有新意。這是一本值得高度肯定與推薦的書籍。──高隸民(Thomas B. Gold),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社會學系教授。



        這是值得肯定的成就,這部簡練卻全面的著作,探討的是一個長期被台灣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忽視的主題。除了提供讀者徹底且深入的個案研究材料,本書清楚地展現從馬克思、湯普森及其他激進傳統學者所汲取的理論洞見之價值。我尤其欣賞本書將這些先進的概念,詳盡應用於處理1947年228事件與社會運動型工會的段落。所有台灣社會科學家都應該正視本書,參與它所探討的議題。──音雅恩(Ian Inkster),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



        何明修考察了中油與台糖的勞工處境,使用廣泛而豐富的研究材料。他清楚呈現出兩家國營事業是如何延續了日治時期族群歧視的情況,證明兩蔣政權下的「新殖民統治」,只不過是取代了原有的日本殖民體制。其他細節分析仍可再討論,然而可以確定的是,何教授的著作是台灣研究中最重要的書籍之一。──家博(J. Bruce Jacobs),澳洲蒙納士大學亞洲語言與研究講座退休教授



        本書以社會學角度,帶領讀者們認識戰後台灣國營事業勞工意識的形構、轉型,與再形構。在這種被稱為「支離破碎的團結」中,這批勞工中的貴族運用關係網絡、行禮如儀、瑣碎協商與抵抗行為,形成了自己的階級意識。──蕭新煌,中研院社會所特聘研究員



















      • 作者介紹







        何明修



        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臺灣的社會運動、勞動與環境議題,著有《四海仗義:曾茂興的工運傳奇》、《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編有《社會運動的年代:晚近二十年來的台灣行動主義》,合著《八輕遊台灣:國光石化的故事》、《秩序繽紛的年代1990-2010》。

















      支離破碎的團結:戰後台灣煉油廠與糖廠的勞工-目錄導覽說明





      • 序言

        導論尋找台灣勞工的抵抗

        第一章族群的政治:新殖民主義與革命起義

        第二章黨派的政治:黨國體制的動員與行禮如儀

        第三章職位的政治:適得其反的內部勞動市場改革

        第四章兼差打工與瑣碎的協商

        第五章勞工運動的登場:社會運動型工會

        第六章勞工運動的轉型:經濟型工會

        結論激進階級政治的可能性:重新思考制度、團結與抵抗

        年表

        注釋



















      導論



      尋找台灣勞工的抵抗(摘錄)



      勞工為何沉寂?



      既有的台灣戰後勞工研究大多聚焦於以下兩個問題:首先,為什麼在快速工業化的六○和七○年代,勞工顯得如此地沉寂?其次,是什麼因素觸發了一九八七年解嚴後的勞工抗爭?



      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zation)意指生產者脫離生產工具的歷史過程,從而產生一群一無所有、只能以販賣自己勞動力為生的階級。在台灣最顯著的表現即是六○年代之後,快速工業化致使許多農村人口被迫遷移至都市謀生。研究者好奇的是,在這個大規模無產階級化過程中,為何沒有出現激烈的勞資衝突?目前主要有三個解釋取徑。文化主義學派關注的是生氣蓬勃的中小企業,他們主張,儒家倫理鼓勵勞工簡樸勤勞,安份認命,奠定了經濟奇蹟的基礎;同時,儒家傳統家庭和諧的理想成為勞資雙方普遍遵循的價值觀,延伸到工廠內的人際關係,導致勞資傾向彼此合作、共同追求更富裕的生活。基本上,文化主義論者完全無視工作場所中的衝突,直接假定勞資雙方共享的文化遺緒會促使勞工願意接受管理者的權威和工業生產的紀律。



      第二種觀點通常來自馬克思主義的啟發,採取了較批判的態度。這些研究不訴諸某種傳統文化,反而特別側重於政治因素,認為長期的威權統治導致了勞工的無能與無助。戴歐(Frederic Deyo)反對草率地使用文化主義的解釋,他強調,許多不利勞工的政策,例如針對罷工的法律規定或是扶持親政府的工會,都會造成「勞工階級的政治排除」。其他研究者也證實了這一點:國民黨政權蓄意使勞工無力動員,並以勞工的缺乏組織鼓勵企業投資。



      如果說第一種取徑訴諸於保守文化,第二種觀點重視政治高壓,第三類的研究則是審視其他抑制勞工階級意識,或將其精力疏導至其他途徑的社會制度。例如,對受雇於家族企業的勞工而言,父權和家庭意識型態鞏固了他們的從屬狀態;社會隔離和歧視,促使加工出口區女工對其階級意識保持「緘默」;原鄉的社會聯繫是中小企業招募員工的重要管道,但這也進一步模糊了雇主與受雇者之間的階級關係。此外,有些貧困農民被迫在農閒之餘到工廠工作,以賺取額外收入,成了所謂的兼職無產者(part-time proletariat),而恰恰因為他們出身鄉村,刻苦耐勞的特性使其甘願忍受這種「自我剝削」。



      同時,研究者也注意到,小規模創業成為台灣勞工階級普遍採取的抵抗策略,工廠工作經常被視為暫時的,是在為未來創業預作準備;即便是對大公司內位居管理職的員工而言,獨立經營企業仍是一種誘人的生涯展望。謝國雄進一步指出,這一類微型創業不僅是勞工抵抗無產階級化命運的自助策略,其實也是一種意識型態上的效果;也就是說,「黑手變頭家」的期待,正當化了其體力工作欠缺主體性、不穩定,以及沉悶的本質。蓋茨(Hill Gates)則是主張,對於這些在政治上受挫的本土勞工而言,這些「小資本主義」(petty capitalism)所提供的生意機會是一道安全閥,讓他們對政治的不滿,在經濟上獲得抒發的管道。吳乃德也根據調查資料指出,儘管台灣勞工沒有形成階級意識,也缺乏以階級為基礎的動員,但他們對其自身的認同仍展現出高度的自覺,明確認知到不同階級間的差異。



      第一種取徑斷言勞工沒有「階級意識」的需求;第二種主張如果沒有政治壓制,勞工可能會產生「階級意識」;第三種取徑則認為勞工的階級意識被轉移到「非階級」的途徑。後兩種取徑都提供了有價值的洞見,也都成功指認出某些阻礙階級抗爭開展的制度性因素,但整體而言,既有的研究皆過度強調台灣勞工階級的順從,而忽視其抵抗。除非我們採取正統馬克思主義的狹隘定義,否則將缺乏有組織的勞工抗爭視為階級意識不存在的證據,是有點牽強的說法。



      九○年代之前,台灣仍存在各種的政治禁忌。關於勞工抗爭活動很難取得相關的歷史材料,許多研究者因而沒能察覺五○年代中期以前的勞工武裝抗爭,誇大了國民黨在戰後初期的控制效果。事實上,國民黨的反共與政治壓制確實使階級動員的成本變得極高,但這些對工作場所的政治改造也播下了抗爭的種子。只不過,這些勞工的抵抗形態殊異,而且也並非只追求單一的階級利益。



      解釋勞工的抗爭



      台灣戰後勞工研究所提出來的第二個問題則是,為何看似安份認命的勞工,會在八○年代後期爆發抗爭風潮?大部分研究者都同意,威權主義控制的弱化刺激了勞工運動的發展。戒嚴時期的禁令不復存在,異議勞工要組織抗爭活動變得更容易;同時,反對黨的出現也激勵了勞工的政治抗議。除了政治環境的變遷,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其他因素,例如第二代勞工的出現,他們不再懷有傳統農村社會的想像,因此會更積極爭取權益。



      關於戰後勞工運動研究,除了上述政治性的解釋,本書還會進一步闡釋與補充以下三點。首先,除了政治自由化的外部衝擊,我們不應忽略工廠內部的變化,即早在解嚴之前,國營事業的工會就已逐漸脫離黨國體制控制,埋下勞工抗爭的種子。其次,儘管八○年代後期爆發了前所未見的勞工抗爭風潮,但並非所有勞工階級的成員都被捲入其中,為何有些勞工動員成功,而有些動員卻失敗了?最後,研究者往往關注的是勞工運動的起源,而非其後續發展。但勞工運動的興起,究竟會對勞工們帶來何種衝擊?這些勞工抗爭對於全國性的勞動政策,以及個別廠場的勞資關係造成怎樣的轉變?除了少數既有的研究,我們仍缺乏對於台灣勞工運動歷程的整體性評估。本書將要指出,台灣勞工運動中,國營事業勞工這個支脈已經走入歷史,隨著台灣政治民主體制之確立,國營事業工會已經告別社會運動,轉化成利益團體。這並不是意味著國營事業的勞工運動消失,目前台灣的勞資爭議仍舊存在,國營事業勞工的街頭抗爭也從未停止,只不過這些街頭抗議大部分不是由體制內的工會所發起的,而一旦欠缺工會的組織根基,勞工運動將顯得零散破裂,很難能形塑出所有勞動者的共同團結。



      國營事業勞工的特殊性



      既有的勞工研究主要針對民營企業,大多忽略了國營事業的勞工。這點不難理解,因為在一般印象中,國營事業勞工與台灣經濟的成功並沒有直接的關係,甚至會被視為是站在創造經濟奇蹟、積極進取的黑手勞工以及活力旺盛的小頭家之對立面。台灣的國營事業的確有其管理問題,極度官僚的作風和生產力低落常為外界所批評,也因此在國際上不具競爭力。(當然,其中也有值得注意的例外,如五○與六○年代的糖業,砂糖外銷曾是台灣重要的外匯來源。)然而,若不了解國營事業勞工,將無法建立台灣勞工階級形構的完整圖像,理由有三:首先,戰後國營事業源自日本財閥和總督府的殖民工業資產,國民黨政府藉由國有化的手段,將這批台灣歷史上首度出現的無產階級全數納入其控制之下。這項歷史性的決定,對於日後勞工如何回應其從屬狀態有著重大的影響。



      其次,國民黨威權統治藉由設置黨工與保防人員,以及組織工會,企圖全面控制勞工。民營企業由於雇主的抵制,國民黨未能達成目的,故僅能在國營事業實現其野心勃勃的計畫。因此,國營事業勞工的命運,其實也提供研究者一條線索,得以完整理解牢固的政治控制是如何深刻地轉化勞工的日常生活,將他們與眷屬納入無所不包的控制。最後,儘管國營與民營事業的勞工都在解嚴後被捲入勞工抗爭的行動中,但只有國營事業勞工持續行動,克服政府打壓,最終見證了社會運動型工會朝向經濟型工會的轉型。相對於此,民營企業初期抗爭雖然更激進,常使用罷工手段,但是經不起政商聯手打壓;除了少數例外,民營企業工會一旦帶頭的幹部遭到開除,往往也就趨於沉寂。



      國民黨將殖民時期資產國有化的行為,不僅出現在基礎設施,也出現在製造業。戰後初期,這些虛胖而沒有效率的公部門,成為台灣重要的經濟支柱。例如,一九五二年,國營事業占了百分之四十二點六的國內資本形成毛額和百分之五十六點六的工業生產;同年,國營事業的銷售與利潤提供了百分之四十七點六的政府歲入,同時間來自稅收的比例卻僅有百分之十六點四。台灣並非社會主義國家,政府財源卻曾高度仰賴國營事業的收入,因此有研究指出,國民黨政府其實是利用「官僚資本主義」,對台灣人進行毫無掩飾的剝削。後來由於私部門的成長,大型民營企業開始登場,國營事業的經濟重要性才開始緩慢衰減。根據主計總處工商普查報告所示,直到一九八○年代中期,國營事業都占有全國經濟的過半資產(參見表一)。



      從就業人口來看,國營事業勞工向來只是少數。一九六六∼二○○一年間,國營事業勞工占全國就業人口的比例最多也只有百分之十三點二,越到晚近,比例越低。至於在這之前的統計數據,要不是不完整,不然就是無法取得。一份行政院資源委員會檔案文件就曾指出,該機構在一九四九年所掌控的生產單位(包括本書所關切的台糖與中油)總共雇用了四四、八四五位勞工,但同時其他政府機關也分別管理不同的生產單位,例如交通部管理郵局與鐵路、財政部管理銀行等。台灣的民營企業在六○年代之後才開始興起,因此可以合理推測,戰後早期(至少在一九六六年以前),國營事業勞工的比例應該高於表一的數字。國營事業勞工雖然是台灣勞工階級的少數,卻大量集中在工業生產的制高點,而且,他們的生產活動提供了移入政權重要的經濟支持。因此,國營事業勞工如何回應其從屬狀態,對台灣的政治經濟有深遠的影響。





















      語言:中文繁體
      規格:平裝
      分級:普級
      開數:15*21
      頁數:448

      出版地:台灣













    商品訊息簡述:








    • 作者:何明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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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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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說明





    • 出版日:2016/8/10








    • ISBN:9789865727413




    • 語言:中文繁體




    • 適讀年齡:全齡適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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